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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跡山民 - 曹建明 首頁
日三省乎己 則知明而行無處矣(1)
20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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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曾經總結說: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本博主的思想,當然是難以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相提并論的,所以,就不會有什么粉絲,來對本博主的思想,像列寧總結馬克思主義思想那樣進行總結。

    好在,本博主也確實是與馬克思不同。

    馬克思肩負使命,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進行自我總結;本博主則事而無由,行而無處,閑云野鶴,有的是時間日三省乎己。

    所以,本博,就忍不住不勞他人,自己來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一番總結。

    本博主的思想,是和馬克思主義一樣,也有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三個來源,就是來自遠古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自西方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文化、以及個人的人生閱歷。

    三個組成部分,就是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和中國與世界——主要是與西方世界的比較。

    對自己思想的三個來源,就不要說了。

    這里,先說說自己思想的三個組成部分吧。

    一    中國的歷史

    西方學者以及一些比較“正直”的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歷史從商朝開始,有3700年。

    這是由于,商朝不僅有遺址,而且有文字,有青銅器。

    由中國政府組織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則“實證”了傳說中的中華文明,是上下5000年。

    這是由于,考古研究所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遺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的“石峁遺址”,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這幾個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遺址中,開展了大規??脊耪{查和發掘,依據這幾個巨型的城址,以及他們穩定的控制范圍,以及之間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初步得出了結論,認為當時的社會,雖然整體上還沒有形成王朝,但是,應該是進入到了王朝之前的古國文明的階段。

    而本博則認為,中國歷史,是從“伏羲”和“女媧”時代開始的,有7000年。

    這是由于,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之“半坡文化”遺址中,就顯示出了“陰陽”文化;7000年前的“趙寶溝文化”遺址中,就顯示出了“龍”文化。

    而“陰陽”文化和“龍”文化,正是中華民族之傳統文化的表與里,是中華民族的兩個最根本性的文化特征。

    本博主以為:文明的本質,不是在于其形,而是在于其神。

    神在形則聚,神去形則散。

    其實,在更早的“興隆洼文化”遺址中,就也有“龍”文化出現,但是,“興隆洼文化”時代,卻不能歸結為中國的歷史時代。

    這是為什么呢?

    這時由于,“興隆洼文化”和“大地灣文化”時期,中國各個地方的文化,還在獨自發展,并沒有走向融合與統一。

    正是在7000年前的“趙寶溝文化”和“半坡文化”,以及“北辛文化”和“裴李崗文化”時代,中國地區的各大區域性文化,才開始走向融合與統一;中華民族,才開始正式形成。

    本博分析中國的歷史,依據的是三個層面的社會色彩:一是“生產力”的色彩;二是“生產關系”的色彩;三是“上層建筑”的色彩。

    正是這三個社會色彩的相互組合,才構成了我們視野中的中國社會,構成了我們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之文明演變的歷史。

    從“生產力”的色彩來說,人類社會,迄今已經走過了“采擷與狩獵生產”時代,“采擷與漁獵生產”時代,“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是“工業與商業生產”時代。

    而我們中華民族,是形成于“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現在正在經歷“工業與商業生產”時代。

    從“生產關系”的色彩來說,人類社會,迄今已經走過了“采擷與狩獵生產”時代的“共產主義”社會,“采擷與漁獵生產”時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中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中的“私有制”社會;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是“工業和商業生產”時代中的“私有制”社會。

    而我們中華民族,是形成于“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中的“私有制”社會。

    這其中,我們中國,又在“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中的“私有制”社會中,經歷了前期的“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對立統一”的時代,和后期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統一”的時代;在現在的“工業和商業生產”時代中,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之間的對立統一”、“資本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統一”,兩種生產關系相互對立統一的發展時代。

    從“上層建筑”的色彩來說,人類社會,迄今已經經歷過了“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及其之前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酋長負責制”,和“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私有制”社會中的“部落長老共和制”、“中央集權制”、“諸侯貴族共和制”、“帝王專制制”,以及現在的“工業和商業生產”時代中的“民主自由制”,與“民主集中制”等等政治形態。

    而我們中華民族,則形成于“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時代中的“私有制”社會,在“上層建筑”的表現形式上,從一開始,就是以“中央集權制”為主,以“部落長老”或“諸侯貴族共和制”為輔,“集權”與“共和”相結合;而后,又是以“帝王專制”為主,“諸侯貴族共和”為輔,“專制”與“共和”相結合;到現在,則是以“民主集中制”為主,“民主自由制”為輔,是“民主集中制”與“民主自由制”相結合。

    通過對“生產力”水平、“生產關系”的表現形態、和“上層建筑”的表現形式的比較性觀察,本博發現:一,“生產力”水平是一個平臺,而不同的民族,則是各個不同的“生產力”平臺之上,表演風格各不相同的演員團體;二,“生產力”平臺,是由演員團體借助必要的自然與社會條件搭建的,所以,不同的演員團體,因為自然與社會條件基本相同,可以搭建出同樣的平臺,但是,搭建的速度,根據演員團體特質的不同,會有快有慢;三,同樣的“生產力”平臺,不同的演員團體,會在上面上演同樣的劇情與內容,也就是在同一個“生產力”水平條件上,不同的演員團體,會建立同樣的“生產關系”,但是,不同的演員團體,對于同樣的劇情與內容,也就是同樣的“生產關系”,會有不同的表演風格,也就是會建設出不同之表現形式的“上層建筑”。

    中國人的祖先,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樣,也經歷過“采擷與狩獵生產”、“采擷與漁獵生產”、“農業與畜牧業生產”社會的歷史。

    我們對于“采擷與狩獵生產”、“采擷與漁獵生產”社會的歷史,詳細情況不甚清楚,就無從評論。

    而對于“農業與畜牧業生產”社會中,“私有制”時代以來的歷史,也就是我們的中國歷史,我們就大致了解一些。

    因此,我們就發現,我們中國的歷史,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歷史,是有很大的不同。

    這個不同,當然就是表現在,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各個“上層建筑”,與世界其他民族在同一“生產力”水平,和同一個“生產關系”上的“上層建筑”,都具有很大的不同。

    一個民族的歷史,就像是一條船在大河上所航行的浪跡。

    而決定這個浪跡具有一種怎樣的形態的,就是這個民族的“上層建筑”。

    這個“上層建筑”,就像是船上的駕駛室。

    所以,一個民族在某一個時間段里的“上層建筑”,就等同于這個民族在這段時間里的這條船,就等同于這條民族之船在這段時間里的航行浪跡。

    而我們中華民族在自己歷史上各個時間段里的各個“上層建筑”,作為船上的駕駛室,她們引導我們各個時間段里的民族之船,在大河上乘風破浪、順水而下的時候,不多。

    她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引導我們這條民族之船,逆水行舟。

    我們中華民族的各個“上層建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逆水行舟中,被歷史的河流,相對平緩地帶到她們自己的終點,然后,被改造成另外的“上層建筑”,被改造成另外的駕駛室,再駕馭我們這條民族之船,繼續逆水行舟。

    這就造成了一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是逆水行舟,因為我們下流得相對平緩,所以,我們中華民族,就沒有發生過太大的翻船事故;我們中華民族,就具有綿延不斷的歷史;我們中華民族,就相對成了“文明古國”。

    而世界上大多數與我們同在一條大河中航行的民族之船,因為他們的“上層建筑”,因為他們的駕駛室,都是引導他們乘風破浪,自由漂流,所以,她們就往往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也因此,他們就往往是因為難以避讓他們航行之前方的激流險灘,而會意外地總被雨打風吹去。

    他們會被他們的后來者,所取代,所超越。

    于是,她們就失去了歷史,失去了在大河上航行的浪跡。

    而相對他們,那些取代他們的后來者,那些從他們的翻船之處揚帆起航,沿著他們的航線繼續前進的后來者,卻因為是從他們的歷史浪跡中冒出來,是從他們的歷史浪跡中劃過來,卻又與他們在來源根本就不同,所以,就不會接駁他們的歷史,就不會繼承他們所航行的浪跡。

    于是,大家,就都沒有歷史;大家,就都沒有從前的歷史浪跡。

    把我們的史籍記載,與考古發現相結合,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史籍記載中的“女媧氏”,所對應的考古文化,就是“仰韶文化”中的“半坡文化”;史籍記載中的“庖犧氏”,所對應的考古文化,就是遼西地區的“趙寶溝文化”;史籍記載中的“祝融氏”,所對應的考古文化,就是“趙寶溝文化”侵入中原后,在中原地區所表現出來的“龍”文化,其典型代表,就是河南“濮陽西水坡文化遺址”中的“天蓋墓”;史籍記載中的“共工氏”,所對應的考古文化,就是與“祝融氏”同時期的中原地區本土文化,包括較早滅亡的“磁山文化”,和因“趙寶溝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入侵中原、導致天下融合而滅亡的“裴李崗文化”;而當時的山東地區,還有一支“北辛文化”,就是后來的“蚩尤氏”部族的祖先,卻在史籍記載中,沒有相對應的名號。

    “趙寶溝文化”,之所以會入侵中原,正是“生產力”水平提升,建立起了一個新的“生產力”平臺,因而促進了“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上臺表演的結果。

    按照這個“生產力”水平及“生產關系”的性質,這時的社會發展狀態,就應該是部族之間通過自由競爭與殖民擴張,來實現相互兼并與融合,最終實現天下的統一。

    所以,因此而來的“上層建筑”之形式,就應該是部族之間殖民與被殖民的霸權性質的政治形式,就應該是祝融氏與共工氏對立統一的形式。

    “祝融氏”,就是霸王性的部族,就是殖民者、統治者;“共工氏”,就是奴隸性的部族,就是被殖民者、被統治者。

    “庖犧氏”入侵中原之后,開始的步驟,就是按照這樣的形式所走的。

    他們“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陳,東封太山”。

    但是,他們的這個步驟,卻很快地被“女媧氏”、“共工氏”、“北辛文化”之主人,三方之間的聯合斗爭而中止了。

    “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

    于是,“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之后,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形成了“天下結盟”,于是,“神農氏”時代來臨。

    史籍記載中的“神農氏”時代,就是考古學上的“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廟底溝文化”時代。

    這三大文化,分別沿襲“趙寶溝文化”、“北辛文化”、和“半坡文化”而來;但是,他們之間,又相互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趨同性。

    這與當時“天下結盟”之“上層建筑”的主觀上的努力奮斗,是分不開的。

    所謂的“神農氏”,就是“天下結盟”的“盟主”,把自己部族不斷創新出來的農業生產經驗,以及他們學習到的其他部族的先進生產經驗,積極地向四方傳播,積極地傳授給天下各個部族與部落,以此來促進天下的和睦,抑制天下的紛爭。

    這是當時的“天下結盟”之“上層建筑”,為落實他們和諧、協調,反對霸權,制止戰爭的指導思想,所采取的具體措施。

    而當時“天下結盟”之“上層建筑”的具體的政治形式,是怎樣的呢?

    就是女媧氏所倡導的“斷鰲足以立四極”,就是“四岳并舉、八方共和、天下結盟”。

    “四岳”,是當時天下四大部族的神山,分別是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

    她們分別代表天下四大部族。

    這樣的政治架構,就對當時的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形成了律法性的約束,就極大地從政治層面上,抑制了殖民戰爭的發生。

    但是,這樣的上層建筑之性質,明顯地是與當時的“生產力”以及“生產關系”的性質相矛盾的,其行為與努力,根本上就是在逆水行舟。

    雖然,這樣的逆水行舟,是極大地抑制了社會矛盾的發生,延緩了社會發展的進程,遲滯了天下進一步的深度融合,但是,她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性質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只是改變了矛盾的表現形式而已。

    當四大部族之間,因為“天下結盟”而避免了部族之間的大規模沖突之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不能通過部族戰爭而向部族外部轉移,就在各個部族的內部,就在各個部族內部的各個部落之間,原發性地展開。

    這就是部族矛盾的緩和,反過來促進了各個部族內部,部落之間的矛盾激化。

    而各個部族內部,各個部落之間的矛盾激化,導致各個部族中的各個部落,必然地會到部族外部去尋找“幫手”,投靠“友邦”,這樣,四大部族中的長老之權威,就隨之喪失,四大部族,作為曾經的政治實體,到這時候就消亡了。

    而部族長老的權威喪失,部族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消亡,“四岳并舉、八方共和、天下結盟”的政治基礎,也就瓦解。

    于是,“神農氏”時代結束,“黃帝時代”來臨。

    “黃帝時代”相對于“神農氏”時代的社會變化,就是“紅山文化”消失了,“大汶口文化”和“廟底溝文化”,都轉變成了各具對方特色的“龍山文化”。

    這就是,中華民族進一步地走向了融合與統一。

    而在上層建筑方面,原來的“盟主”變成了“帝王”,原來“四岳并舉”的“四岳”,變成了帝王手下各管一方的臣屬。

    這就是相對弱化了地方自主,而強化了“中央集權”。

    這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進一步強化所導致的“上層建筑”隨之而變的結果。

    這就是奴隸主對奴隸的渴求,導致部落兼并戰爭進一步加劇,而要抑制進一步加劇的部落兼并戰爭,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

    所以,“黃帝時代”的“上層建筑”,在形式上,相對“神農氏”時代的“上層建筑”,更具有集權性;但是,在價值觀念上,兩者,又是一脈相承的。

    兩者,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協調,抑制社會的矛盾與斗爭。

    這也是逆水行舟。

    對于“黃帝時代”,考古發現與歷史傳說,明顯地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歷史傳說,“黃帝”生卒于公元前2717年至公元前2599年,他與“炎帝”和“蚩尤”,分別進行過“阪泉之戰”和“涿鹿之戰”。

    而在考古發現中,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社會,比較平和,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大的社會動蕩。

    倒是在這之前的幾百年間,社會變化異常激烈。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呢?

    我們只能是認為,“黃帝”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世系。

    歷史的傳說,是把一個人,和一個世系搞混淆了。

    就像秦始皇和他的祖先,分別做了很多事,而我們,卻把秦始皇和他的祖先所做的事,都安到了他秦始皇一個人的頭上。

    就在“黃帝”乃至于“五帝時代”的同一個時期,與他們所創造的各彩紛呈的“龍山文化”,具有很大之差別的是,在太湖流域,有比各地“龍山文化”更為輝煌的“良渚文化”,而在陜西神木地區,也有王城性質的“石峁城遺址”。

    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

    我們先說“良渚文化”。

    “庖犧氏”的中原稱霸失敗之后,他們部族,是分為了三個部分。

    一部分仍然在遼西地區,創造了“紅山文化”,我們還是稱他們為“庖犧氏”。

    另一部分,就是“祝融氏”的王,率領他們部族的主力部隊,逃到了湖南。

    他們就成為了“伏羲氏”。

    還有一部分,在中原地區被女媧氏部族所收容,被帶到了陜西陳倉,就是現在的寶雞地區。

    他們就成了“少典氏”。

    “黃帝”就是“少典氏”的后裔。

    而“伏羲氏”的后裔,就是“應龍”。

    “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應龍”。

    作為“伏羲氏”的后裔,“應龍”并沒有在湖南地區停頓多久,就潛回長江以北,在安徽潛山地區,以天柱山為中心發展。

    湖南衡山是大“南岳”,安徽天柱山就是小“南岳”。

    “應龍”潛回長江以北,在天柱山附近發展的目的,就是要繼承他們祖先“制衡天下”的遺志,完成他們祖先“東封泰山”的遺愿。

    所以,他們后來就在巢湖邊,發展出了“凌家灘文化”,其矛頭直指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

    “蚩尤氏”,就是“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也是當年“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

    “凌家灘文化”,在距今5300年左右消失。

    而正是在這個時候,“良渚文化”興起。

    這里面的,有什么內在的聯系呢?

    這就是,“應龍”與“黃帝”聯合戰敗“蚩尤”與“夸父”(“共工氏”的后裔)之后,他們“庖犧氏”后裔的內部,也發生了矛盾。

    “黃帝”要走“中央集權”的路線。

    就是“中央集權”,是要保護每個部落都在其領導下,平等自主地發展,而不論各個部落原來是屬于哪個部族。

    而“應龍”要繼承他們祖先“祝融氏”的霸權路線,就是要征服“庖犧氏”部族之外的所有其他部落,搞殖民主義。

    結果,“應龍”爭權失敗,就只好離開中原,到太湖流域,去另外開辟天地,以實現他們的殖民主義理想。

    最后,“應龍”的“良渚文化”,確實是比“黃帝”所統治的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要發展得好。

    但是,“良渚文化”,和西方古代社會的那些遠古文化一樣,“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黃帝”所統治的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雖然相對發展得不怎么樣,卻天長地久,使我們中華民族文化,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

    再說陜西神木地區的“石峁城遺址”。

    她其實就是“五帝時代”,中原農業民族在針對北方游牧民族進行反侵略戰爭的過程中,所建立的戰時陪都。

    之所以,其它地方都沒有這樣的石頭城,只有這個地方才有,是因為,這個城,就是因為戰爭而起。

    因為她是戰時的戰爭指揮中心,所以,她就必然要承受比其它地方更為兇險的戰爭考驗,她就必然要建筑得比其它地方的邑址更為堅固。

    其它地方,不會承受比她所可能承受的戰爭強度更大的高強度戰爭,所以,其它地方,就沒有必要建設像這樣的石頭城。

    伴隨著“黃帝”時代的來臨,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興起,后來又有兩次“夏家店文化”興起,這里面所隱含的歷史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神農氏”時代末期,“庖犧氏”部族在中原大獲全勝,導致遼西地區的“庖犧氏”后裔大舉南遷,他們的故地遼西地區,就被其他的游牧民族所占領。

    而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僅占據了他們原有的領地,也會步他們的后塵,企圖向中原發展。

    也就是說,后來的中原農業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早在“紅山文化”消失的同時,就已經展開了。

    史籍記載,黃帝就曾經“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原農業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戰爭的態勢,是越來越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而不利于中原農業民族。

    為什么呢?

    因為,最初的中央集權剛剛建立的時候,是具有相當大的威望的,能夠調動所有中原部落同仇敵愾,共御外敵。

    但是,隨著和平時代的延長,以及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奴隸社會生產關系的固有秉性,就重新表現出來,部落之間的相互兼并,就進一步加劇。

    這樣,部落之間離心離德,就必然導致中央集權的權威下降。

    中央集權的權威下降,對外戰爭,就自然地是綿而無力了。

    石峁城遺址作為戰時陪都,就是在這樣的時勢轉移下建立的。

    因為,內部凝聚力不足,無法再像從前一樣主動出擊去“北逐葷粥”,但是,戰爭,并不能因為我方的不戰而停息。

    北方游牧民族要侵略,中原農業民族就不能不防御。

    那么,怎樣的防御,才是最為有效呢?

    當然是積極防御最為有效。

    “石峁城遺址”作為戰時陪都,就是中原農業民族一種物化性的積極防御。

    中原軍隊從這里出發,向北,可以掃蕩敵人的后方,給敵人以致命性的打擊;向南,可以截斷南下入侵中原之敵的去路,對來犯之敵實行關門打狗。

    但是,石峁城遺址作為戰時陪都,她只是一種物,她只能用來助力于戰爭。

    而戰爭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人。

    史籍記載,在“五帝時代”的后期,堯舜二帝,就曾經“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br />
    一個社會腐敗至此,她還有什么戰爭能力可言呢?

    不論什么樣的物質裝備,不論什么樣的戰略戰術,沒有一群愿意打仗的人,沒有一群具有戰斗精神的人去具體實施戰爭,這個戰爭,還怎么打?這樣的仗,還怎么打得贏?

    所以,“五帝時代”的衰敗,根本原因,還是“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更加地強化了“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導致農業民族內部的部落兼并,更加嚴重,五帝時代的那種“貴族共和”式的“中央集權”,已經適應不了不斷發展的新形勢。

    這樣,“五帝時代”結束,夏朝“家天下”的“帝王專制”時代,就來臨了。

    夏朝“家天下”的“帝王專制”制,相對于“五帝時代”的“中央集權”制,是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

    但是,她的制度設計之目的,卻還是沿襲“神農時代”和“五帝時代”的制度設計之目的,還是為了制止部落兼并,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協調。

    只是,這時的部落兼并更加嚴重,所以,中央集權,就相對也要更加強化而已。

    這還是逆水行舟。

    而這樣的逆水行舟,就導致量變引起質變,導致矛盾的焦點發生轉移。

    以前的矛盾,主要還是集中在部落與部落之間;中央集權,只是一種調和矛盾的中間角色。

    而這時候,帝王,就擋在了一些弱勢部落的前面,直接去與一些強勢部落,發生正面的沖突了。

    因為,這時候的部落兼并,損害的是帝王之家的朝貢利益,帝王之家,自然就相對要更加積極地阻止部落的兼并了。

    這就導致一些強勢的貴族,為了自己的“自由”,而不得不背叛同族,去尋求“友邦”的支持,不得不借助于“友邦”的勢力,來實現自己的“自由”了。

    商湯滅夏,看起來是一部十分搞笑的荒誕劇。

    一個作為夏朝臣屬,在文化上也落后于夏朝許多,雙方的實力對比,根本就不在一個層次上的外藩,居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滅掉了夏朝。

    這到底是誰的勝利呢?

    這當然是作為異族的商湯,相對于夏朝的勝利。

    但是,這更是夏朝的“自由主義”者們,相對于夏朝的帝王專制統治的勝利。

    這是夏朝的“自由主義”者們,勝利地打倒了自己所憎惡的同族內部的帝王專制統治,而“幸?!钡亟邮芰水愖宓闹趁窠y治。

    寧可要異族殖民,也不要本族專制。

    雖然,都是不可能得到“自由”。

    至少,在異族的殖民之下,我比同族中的一些人,還要高級一些。

    只有異族人能夠統治我,再也沒有同族人能夠統治我,再也沒有同族人能夠限制我的“自由”。

    雖然,我還是沒有“自由”。

    商朝過后,就迎來了“周初大封建”。

    這其實是對夏朝“帝王專制”統治的進一步理性化、合法化。

    但是,周朝相對夏朝,又有一個基因性的硬傷。

    夏朝繼承了大禹所創造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在制度設計上,是相對更加強硬。

    而周朝是通過招降納叛所建立起來的一個湊合性的王朝,帝王之家,本身的硬實力不足,所以,在制度設計上,就相對沒有夏朝那么硬氣。

    但是,這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促使部落兼并的趨勢更加強烈,任何人為的措施,其實,都已經是無力回天了。

    所以,王道必然衰微,諸侯爭霸,必然到來。

    只是,這時候,相對于當初的“庖犧氏”獨霸天下,是已經延緩了幾千年了。

    春秋戰國時代,我們的民族,早已融合為一個統一的民族,特別是,王道思想也早已統治天下。所以,盡管戰爭仍然殘酷,但是,她歸根結底,還是內戰,還是有底線的戰爭。

    這樣的戰爭,會導致社會統一,卻不會導致社會衰退與滅亡。

    而伴隨著這場戰爭,社會“生產力”,也由量變引發質變,導致“生產關系”也發生了質變。

    原來的奴隸化大生產,不合時宜了;家庭式的小生產,更加富有生命力。

    這樣,“生產關系”就變為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統一”的關系。

    而這樣的“生產關系”,所顯現出來的性質,就與我們的民族特質,是相適應的;二者,都是支持和諧與協調,反對社會競爭,反對土地兼并。

    這就是秦始皇所創立的秦朝,所設立的上層建筑了。

    秦始皇所創立的秦朝的上層建筑,是繼續夏、商、周以來的帝王專制制,并且,使這種帝王專制制度更加穩固。

    因為,“生產關系”的改變,導致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再也不需要使用軍隊壓迫農民進行勞動了。

    而“地主階級”沒有了壓迫農民勞動的軍隊,他們當然就也沒有了與帝王刀兵相見的硬實力,所以,帝王專制,就不再是光說不練的假把式,而是一個實打實的銅墻鐵壁般的權力機構。

    在這種堅不可摧的硬實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就進一步地從行政上,完善與加強“中央集權”。

    這就是,改分封制為郡縣制,進一步地削弱地方政權的自主性,強化“中央集權”對于地方政權的調控力度,從權力關系的架構上,夯實“帝王專制”制度的基礎。

    這就是農業與畜牧業生產社會中,私有制生產關系下,中國的上層建筑所達到的最佳狀態了。

    但是,這種最佳狀態的上層建筑,她的社會治理效果,又如何呢?

    很遺憾,雖然是百代皆行秦政制,而秦朝自己,卻不幸二世而亡。

    從統一六國到走向滅亡,秦朝,前后只有15年的國祚。

    這是什么原因呢?

    從秦朝本身來說,對內,是帝王之家的內部改革過于激進,使得權力過于集中,而容易形成李代桃僵,讓權力落于外人之手。

    也是在危機來臨之時,家族內部沒有一個戰略縱深,沒有回旋的余地,以至于說倒就倒。

    從外部因素來說,就是秦始皇雖然摧枯拉朽,橫掃六國,卻在政治上的手段,過于保守。

    秦朝對于被征服的六國舊勢力,沒有實行堅決的鎮壓,沒有做到除惡務盡,以至于讓這些舊勢力,在有機可乘的時候,死灰復燃,重新聯合起來反攻倒算。

    當然,一個秦朝,倒就倒了,并不值得惋惜。

    關鍵是,她所創立的政治體制,看來完美,其實,也是有著無法克服的基因缺陷。

    這個缺陷,不是來自于中華民族的智慧,而是來自于人之為人的人性。

    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

    動物的固有本性,為陰;從動物的固有本性發展而來的理性,為陽。

    而人性,就是本性與理性的陰陽合一。

    沒有動物的本性,人,不能為人,那只是一只精靈;沒有超出于動物本性的理性,人,更不能為人,那只是一只動物。

    而人,既不可能為精靈,也不可能為動物。

    人,就是在精靈與動物之間徘徊;隨著環境的不斷改變,時而為精靈,時而為動物。

    人類社會,就是由這些時而為精靈,時而為動物的人,所組成的。

    本博為一個農民工。

    我們農民工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們農民工的信仰,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就是我們農民工的信仰;毛主席,就是我們農民工們心目中的神。

    而我們信仰毛主席,敬仰毛主席,具體的,是信仰和敬仰毛主席的什么呢?

    當然是信仰和敬仰毛主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毛主席的價值觀,是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的世界觀,最根本的,當然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論等等。

    但是,對于我們農民工來說,毛主席的世界觀,最實際的,還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正是這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走上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帶領中國的億萬農民,奮起打倒反動派,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贏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建立新中國。

    毛主席就是神啊。

    可是,神的身上,就不能有幾只虱子嗎?

    神,也是寄情于山水的。

    山水之中,也是有一些寄生性的小動物的。

    神的身上,也是會有一些寄生性的小動物的。

    我們信仰和敬仰神,難道,也要信仰和敬仰神身上的那些小動物嗎?

    所以,本博,也是常常仔細地觀察毛主席,看看他老人家的身上,有沒有那些小動物。

    這不,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本博,就發現了神的身上,那些個不神之處。

    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中,把中國社會分成了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等等若干個階級。

    這就為中國共產黨,找準了真正的朋友和敵人,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工作,找準了方向。

    可是,在成功的光輝之照耀中,本博,還是不由得,發現了一些光輝中的暗黑;發現了,一些隱藏在神之身上的虱子。

    毛主席把整個中國社會的各階層,都分析過了。

    那么,他分析了他自己嗎?他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嗎?

    他自己,是屬于中國社會的哪個階級呢?中國共產黨,是屬于中國社會的哪個階級呢?

    不錯,毛主席是屬于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屬于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可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是一回事嗎?

    這里面,明明是應該有一個精神層次與物資層次的差別,是不是呢?

    中國共產黨,是屬于一個精神層次的階級;無產階級,是屬于一個物資層次的階級。

    中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魚水關系;而不是一個無法分離、渾然一體的個體。是不是呢?

    這就是說,毛主席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時候,他老人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他老人家,并沒有把他自己,當成這個中國社會中的一員;他老人家,并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當成這個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階級。

    雖然毛主席的這個分析確實有效,能夠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但是,他老人家的這個分析本身,卻是并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毛主席本人,也是這個中國社會中的一員;中國共產黨,也是這個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階層。

    可是,毛主席在這篇分析中,顯然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那么,我們,到底要怎么來分析中國社會呢?

    首先,我們應該,把一個社會,分成精神與物質的陰、陽兩面。

    然后,在精神與物質的陰、陽兩面之中,我們又把陰與陽,各自分成這個社會的管理者階層與執行者階層。

    精神的一面,有管理者階層與執行者階層;物質的一面,也有管理者階層與執行者階層。

    在陰、陽兩種管理者階層之中,我們按照他們的能力,將他們分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在陰、陽兩種執行者階層中,我們也按照他們的能力,將他們分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層次不同,他們的價值觀念就不相同。

    在管理者階層之中,老大處在最上位,這個社會的整體秩序,就是他自己的秩序。

    所以,他的價值觀念,就是要維護社會現有的秩序不變,就是要協調與和諧這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引導大家的秩序,去對抗大家共同的環境壓力。

    老二的地位,在老大之下,他相對不承受老大所承受的壓力,相反,他是要承受老大給予他的壓力。

    他的秩序,是受老大的秩序協調的,也就是受整個社會秩序的壓制的。

    所以,他的價值觀念,就是要相對老大追求自由,就是要反抗老大的秩序之協調,就是要反抗整個社會秩序對于他的壓制。

    老三的地位,又在老二之下。他的秩序,又受到老二的秩序之壓制。

    所以,老三的價值觀念,就是傾向于和老大合作,就會接受老大的價值觀念,傾向于社會的協調與和諧。

    不過,老三畢竟是處在下位,是受壓迫者,所以,他除了迎合老大之協調與和諧的價值觀念,更有自己的追求民主之欲望。

    老四的地位,又在老三之下。他的秩序,又受到老三之秩序的壓制。

    所以,他的價值觀念,就更加漂移,是遇佛成佛,遇魔成魔。

    在執行者階層中,老大,雖然從物質層面,是屬于勞力者,是屬于被管理者,但是,他的精神方面,是超出他自身實際的社會地位的。

    他對這個世界,看得比較透徹;他對這個社會,看的比較透徹。

    所以,他拿得起,放得下,會大智若愚地處理自己的社會關系,會默默地等待時機的到來。

    老二,就是具有精湛技術的高級勞動者。

    他一方面被管理者管理;一方面,又相對其他的被管理者,在管理者的那邊比較吃香。

    所以,他就會因此而忘乎所以。

    對下,他不由自主地地要耍大牌、秀優越;對上,總想獲得更大的自由。

    因為典型的鼠目寸光,他就成為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老三的技術,比老二差一些,因此就成為做粗話的、最前線的勞動者。

    因為和老二具有利益沖突,所以,就在立場與價值觀念上,和老二相反。

    他遵守紀律,反對自由,卻也具有民主的欲望。

    老四,就是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勞動者。

    因為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他也就沒有固定的價值觀,是遇佛成佛,遇魔成魔。

    我們再把陰、陽兩面中的八個階層,按照階層對應,來個陰、陽合一,就得出社會上的八個階層。

    這樣的社會分析,是適應于人類社會各個歷史階段的每一種社會形態,而不僅僅是對應于某一個具體的社會。

    那么,以這樣的社會分析,我們再來看一看,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起郡縣制的中央集權體制之后,中國社會的矛盾狀態,大體又是怎樣的呢?

    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統一的這個根本性的矛盾關系,我們就先不管了。

    我們只來看,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矛盾狀況,是怎樣的呢?

    帝王家族是這個社會的老大,他們當然是要維護這個社會的整體秩序,是要講究和諧與協調。

    在帝王家族之下,作為這個社會上的老二的,是一些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根深蒂固的門閥士族啊。

    門閥士族,相對于那些根基較淺的中小地主,是具有絕對的社會競爭力。

    但是,他們又被帝王專制的社會制度所困,無法自由地與那些中小地主競爭。

    所以,他們是倍感憋屈的;他們就是一心想要自由的。

    那么,怎么樣才能實現他們的自由呢?

    他們不再像以前的奴隸主階級,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可以與朝廷公然對抗。

    但是,他們還有文化,他們還可以依仗自己的文化優勢,進入朝廷當官,從而掌握朝廷權力。

    掌握了朝廷權力,他們就可以通過他們手中的權力,實現他們的自由了。

    所以,從漢朝到唐朝,那些門閥士族,就是通過他們的文化優勢,進入朝廷當官,掌控朝廷權力,從而充分地實現了先秦時代的奴隸主們,必須通過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實現的自由。

    門閥士族的自由,具有兩個內容。

    一個是挾制朝廷,廢立皇帝,將皇帝玩弄于鼓掌之間。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但是,這樣的權術,只要是玩得恰當,雖然并不合乎體制,卻也與普通百姓無涉,對社會,就沒有太大的危害。

    只要社會穩定,權力由誰掌握,不都是一樣嗎?

    而門閥士族的另一個自由,就觸及到社會的根本,也必然是要導致社會的天翻地覆了。

    這一個自由是什么呢?

    就是與老三、老四競爭,與中、小地主競爭,進行土地兼并。

    帝王專制的根本基石與目標,就是耕者有其田,就是要保護社會上的老三、老四,等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

    這樣,社會安定,國庫也有收入。

    而門閥士族通過權力,破壞這一根本的社會制度,侵犯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大肆兼并土地。

    這一方面是使國庫收入枯竭,導致政府機構無法運轉;另一方面,更嚴重的,是土地過分集中,使大部分耕者無其田,生活沒有著落,天下,就必然大亂。

    由此,就產生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治亂循環。

    這樣的治亂循環,到了南北朝時期,就被一些人,找到了其癥結所在。

    于是,隋朝的楊堅、楊廣父子,就致力于打破這種局面。

    他們要扭轉門閥士族掌控朝政,導致天下治亂循環的歷史宿命,于是,開啟了廣招寒門士子進入官僚階層的科舉考試制度。

    然而,改革者,必死。

    楊廣和秦始皇一樣,開啟了一個時代;他也和秦始皇一樣,成為了一個“荒淫無道”的“暴君”。

    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秦始皇被打倒了,秦始皇開創的郡縣制,被沿襲下來;楊廣被打倒了,楊廣開創的科舉考試制度,被沿襲下來。

    到唐朝的黃巢起義,把一些碩果僅存的門閥士族,殺了個精光,天下,就再也沒有門閥士族了。

    那么,唐朝,又是怎么由盛而衰的呢?

    唐朝的由盛而衰,老實說,是真怪不得那些門閥士族。

    因為,唐朝的統治者,吸取了歷史上的門閥士族挾制皇權的教訓,對那些門閥士族,是具有極其嚴格的防范措施的。

    但是,這保不住帝王之家,自己要犯糊涂啊。

    最偉大的人物,也要犯一些最低級的錯誤。

    由于唐朝國力漸盛,在對外戰爭中,版圖不斷擴張,使得軍隊的給養運輸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困難。

    創造了“大唐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他的辦法,就是就地解決。

    他任命了一些地方節度使,讓這些地方節度使,統攬一個地方的軍政事務。

    這樣,軍隊的給養問題,就不是問題了。

    可是,這樣一來,軍隊的給養,確實不再是問題了,可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卻出現了大問題了;帝王專制的根本制度,卻出現了大問題了。

    唐玄宗李隆基手下的地方節度使,不就是夏、商、周時代的那些方國諸侯嗎?不就是春秋戰國時代那些逐鹿中原的群雄嗎?

    地方大員既有軍權,又有政權,他不自立為王,他傻嗎?

    那么,這個放任歷史倒退,讓諸侯爭霸卷土重來的鍋,到底該由誰來背呢?

    這難道,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一個人的錯誤嗎?

    這是帝王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好不好?

    這是君權與相權之爭的必然結果好不好?

    由于門閥士族禍害朝廷,導致帝王之家對于朝廷官員極不信任,所以,有為的帝王,就必然要事必躬親、大權獨攬。

    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在君臣相互猜疑的局面之下,君王的一人之失,就演變成整個朝廷之失。

    所以,早已遠離“春秋戰國”時代的大唐王朝,就在其“盛世之下”,又上演了一場“春秋戰國”。

    不,這是“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過后,就是我們的大宋王朝了。

    大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繁榮的頂點;卻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衰敗的極端。

    唐朝在其極盛的“天寶當年”,用于商品流通的貨幣,年鑄幣也才32萬貫。

    而宋朝的宋神宗時期,一年的鑄幣量,是達到了506萬貫。

    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時曾達到16000萬貫。

    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

    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年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

    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北宋王朝,卻在取得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與對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澶淵之盟”,從而導致最后的“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南宋王朝,又是在戰爭取得勝利的情況下,與對手簽訂了“紹興和議”,甚至還滿足對方的要求,誅殺主戰派的岳飛父子,從而導致最后的“崖山之后無中華”。

    為什么,宋朝的經濟與政治上的表現,反差會如此之大呢?

    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么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必然性。

    宋朝的經濟繁榮與政治衰敗,都是有其必然性的。

    宋朝的經濟繁榮,是因為,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必然孕育出工業生產和商業生產;而到宋朝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生產和商業生產,發展到成為了規模。

    宋朝的工業生產和商業生產的產值,是已經遠大于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的產值。

    熙寧10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

    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貫,占70%。

    這個數字說明,在當時,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

    而宋朝的經濟繁榮,不僅超過了其前面的漢唐時代,也是高于其后面的明清時代的。

    這又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五代十國”的戰亂,破壞了北方農業生產的基礎,北宋王朝,不是以農立國,而是以工商業立國。

    所以,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只有大宋王朝,對于工商業者持懷柔政策,而其它的歷朝歷代,都是“重農抑商”,是對工商業者極不友好的。

    包括后來的明清兩朝,也是深知工商業者對于社會穩定的破壞作用,而極其打壓工商業者的。

    那么,宋朝的政治衰敗,又是怎么回事呢?

    轉折,歷史的轉折。

    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中國的“上層建筑”,是一直在逆水行舟的。

    而到了宋朝時代,中國的“上層建筑”,是又一次面臨逆水行舟了。

    因為,工業生產與商業生產的發展,超越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占據了社會生產的主導地位,必然會導致社會潮流的變化。

    “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所形成的社會潮流,是追求和諧與協調的,是與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念相一致的。

    而“工商業主階級與雇工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則和“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一樣,所形成的社會潮流,是崇尚“自由”與“競爭”的,這與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是相悖的;與“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對立統一”的“生產關系”所形成的社會潮流,也是相沖突的。

    所以,社會潮流,在大宋王朝發生旋渦。

    而大宋王朝的“上層建筑”,就在這個旋渦中,不由自主地打轉。

    這是大宋王朝政治衰敗的原因之一。

    大宋王朝政治衰敗的原因之二,就是“帝王專制”制度與“知識階層”之“民主”意識的覺醒所發生的沖突,導致“上層建筑”沒有核心,也是在沖突的旋渦中,不由自主地打轉。

    一方面,“帝王專制”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顯露其弊端,引起有識之士對這個制度的懷疑。

    另一方面,寒門士子頂替門閥士族上位,成為了社會上的“老二”之后,他們也不可避免地要像歷史上所有的“老二”一樣,爭取他們的自由。

    這與“帝王專制”制度產生第一層沖突。

    而寒門士子之社會地位的提高,使得他們的“民主”意識,也相對從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在有門閥士族泰山壓頂的情況下,寒門士子的“民主”意識,就是依賴于王權,是要皇帝替他們做主。

    而當門閥士族消失,他們直面皇權,這時,他們的“民主”,就不是要皇帝替他們做主了,而是要他們自己做主。

    這樣,“民主”與“自由”,實際上就合二為一,共同成為了皇權的對立面。

    當然,“民主”與“自由”,還是有些不同。

    當不同的“民主”相互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又會依賴皇權,來為自己一方撐腰。

    這與“自由”的一味反對皇權,是不同的。

    所以,正是在這許多矛盾的糾葛之中,大宋王朝,就出現了經濟繁榮,政治衰敗的極端反差現象。

    而正是由于大宋王朝的滅亡,使得后來的明朝,就反對革新,力圖穩定。

    具體的措施,當然就是進一步地“重農抑商”,和壓制“民主”,強化王權。

    但是,這沒有解決問題,而只是延緩矛盾的再次爆發。

    所以,大明王朝,重蹈大宋王朝的覆轍,就是必然的。

    滿清王朝,當然是更不可能解決問題了。

    所以,這種種問題,只有拖延到現代,由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在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中解決,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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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肖港鎮永華村人,高中文憑,農民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致力于中國古典哲學《易經》的思考研究。關注中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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