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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道 - 王巖林首頁
文明引領,更是我們自身深層的內生需要
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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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我們講過,中國需要走向文明引領。最直接與最迫切的原因是,需要避免被美國拖入大國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更長遠、更本質地看,則是中國與中華文明引領世界的大周期必然要求。

    然而,外因是轉變的條件,內因才是最根本的轉變之動力源泉?,F如今,外部世界的外因,已將我們逼到要么選擇相互在同一個陷阱里砍砍殺殺、要么就得靠自己去另尋一條新路出來的十字路口,可以說是促變、求新出路的態勢已經明朗,對中國的擔憂、期待也從沒有這么極其直接和強烈過。

    那么,內因或自身的內生需要,究竟怎樣呢?今天,咱就來分析分析中國在文明引領上的長、中、短期根本內在需要。

    先說長期。

    最長的長期,當然可以直接追溯到我們這個東方之中國還沒有形成全國大一統意義上的國家之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上下五千年或更長一個時期。但由于那時“燦若群星”的文明篝火與非全國性的諸多小國,并沒有整體性地呈現出“中華文明共同體國家”的形態、結構和樣貌,所以我更愿意以西周打造完成“文明共同體”的“基座”和首先建立起大一統性的全國之國時間算起。

    也就是說,自周朝開始,我們就已經可以肯定地說,是一個有著高度自我之自覺和定位、并始終沒有脫離“文明體+國家”軌道模式的“中央文明共同體國家”(關于這個概念及其具體內容,我過段時間想開辟一個暫定名為《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專題欄目,好好地跟大家說道說道)了,直至清朝、民國和現在新中國。我覺得,以此跨度逾越三千年的一個“長時段”(羅布代爾提出的一個文明史考察方法)為界,既比較集中、扎實,又容易看個明確、清楚。

    關于這個跨越三千年的長期,好像真沒什么可多說的。只要能認定我們這段時間里所形成與造就的,就是一個“中央文明共同體國家”或最起碼是個文明型的“文明國家”的話,那么,哪有一個“文明國家”不以文明為引領、不是每到一個關鍵轉折升級期便需要依托文明大道之無比巨大力量的道理呢?以文明立身的統一國家,甚至這種大一統國家的出現本身,就是基于文明、且為保衛文明體而生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沒有“文明引領”,也不可不提“文明引領”。我國歷史上正反兩個方面的鐵一般事實,一再表明:文明是源頭,是基礎;文明體是國家和民族長盛不衰的根本保證。文明興,則盛世出;文明晦,則國運衰。無文明,則中華難以為國;沒有文明的不斷更新、高維引領與文明體的鑄牢根基、盤定大道,則人類歷史上不會出現唯一一個未曾中斷的文明,則家國天下必定淪為內外強權肆無忌憚的“跑馬場”。

    周朝、乃至延續到秦的“周秦之變”,乃是中國歷史發生三千年之巨變的開始。從那以后,我們有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也走上了文明體與國家未必總是均衡發展、卻始終不相分離的二合一之道。這樣的一種道路選擇或結構模式,難說世界上絕無僅有,但發育出一套自身統系且最成功的,卻一定是再無第二個堪與之媲美的。

    再說中期。這個,可從我們這個“中央文明共同體國家”自唐以后的另一次千年走衰和復興周期說起。正如之前我曾有文系統梳理過的,自周朝初步建立起文明體國家開始,我國歷史上周期性、規律性地出現過兩次大復興,一次是秦漢,一次是隋唐。都是大約千年左右的時間就要來那么一次。這是不是“千年不遇”、“千載難逢”、“千年等一回”之類“千年說”的一個來源和力證?--------有開玩笑的成分,但恐怕也不能說一點兒關系也沒有吧。

    這每一次的大復興,以王朝國家和中央集權的視角看,當然是要出那么一兩個彪炳史冊的大一統強國的。而從文明與文明體的更基礎、更根本深厚層看,則無不意味著我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一次又一次內生性大更新、大提升。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這個非常獨特的“中央文明共同體國家”,其實是有種“千年一回”的內在規律性更新周期與提升節奏的?退一步講,即便這個“千年等一回”的周期與節奏,并不一定是其自身的一種長期普遍規律;也絲毫不影響我們形成一個同樣清晰的“千年復興”之判斷,即:中華文明自唐末走下坡路以來直至清末,在大約千年后的今天,已經又一次地來到了自己絕地而生、文明復興的高光時刻。

    如果,我們不將這種“千年等一回”的周期性復興現象,看作是文明與文明體內在的一種需要、一種召喚、一種演進中的階段性提高與升華、一種暗含著某種規律性的特有表現,而只是想用昔日中央集權王朝或古今國家之話語加以闡釋的話,一定會發現,無論如何也是難以講得通的-------因為,無論哪一個中央集權王朝或政權國家,歷史上存續的時間最長都超不過500年,它、或看不到顯然會有“接力”復興意愿的它們,怎么能僅僅靠著自身的國家權威與國家力量,發動和支配如此“千年之長”大周期的興衰起伏呢?!

    一個個僅僅存在小幾百年的王朝國家政權及其權力統治集團,不可能自覺主動和全然始終地擔負起每一輪跨朝代、“長時段”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來,這個歷史事實和客觀判斷既然如“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在那兒“,那么,不能不問的一個問題就來了:如果,人類歷史上擁有最大、最全面、最集中一統權力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都無法運作和支配這樣一種跨朝代的、“長時段”的、大起伏的歷史奇觀,那么,還有什么力量會大過、強過它或它們,在背后扮演著書寫中華“大歷史”的“上帝之手”角色呢?

    中國人不信上帝,沒有主宰者高度信仰的傳統,就別尋思上帝和主宰者的事了?!疤煲狻?、“天道”或許更能說明問題,但若讓我們這些不是神的人去做進一步地理性思索,唯一的可能與指向,便只有人道上的文明大道之力與文明體的內在規律反映了。我們若不將這一個個盛世王朝都支配不了的、令中央集權國家也鞭長莫及的更強大持久之力量,鎖定在文明體所爆發出的文明力量上,誰能告訴我,還有更好的指向與解讀嗎?

    作為思想者,面對歷史上規律性發生的這種確切事實,尤其是面對最強大國家力量都難以駕馭的另一種超國家力量時,我們不能止步自己的探究與思考,更不能不去追根溯源到自身文明國家的基本性質上、進而重新發現文明的規律與文明體所蘊含的深層持久力量。如果,我們擁有了文明之道和文明體國家之站位視野的話,為這個問題找尋答案就一點兒不難了。因為從文明體與國家的同構互助關系出發,很容易我們便會發現,一個個王朝的興衰更迭,其實在最根本深層起作用的,是文明的規律與力量,是“中央文明共同體國家”、尤其是構成與維系著文明共同體存在和發展的那股內在規律及深層力量。

    若真是如此,每一次的文明復興與更新提升,怎會不以文明為引領呢?!這還有什么好說的。文明共同體國家背后的文明力量在根本地起著支配作用,它直接決定著文明的起起落落、乃至王朝國家的興廢輪替,這樣的力量,能不作用于人世、能不顯化為導致文明復興的“文明引領”嗎?這似乎明擺著是理應如此、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來看小周期。就是這新一輪復興前前后后的約百年、乃至未來。

    辛亥革命,就王權與國家而言,是推翻了古代最后一個帝制國家,走上了近現代國家之路;而就文明與文明共同體來說,則是宣告新一輪復興意識的絕地覺醒。這一輪的復興,并非是從現在才開始的,而是從革命黨人成批成批地涌現、特別是民國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之際,就已自覺不自覺地拉開了新歷史時期的復興大幕------那時,只不過直接著眼復興之長遠目標的人并不多,大多數人更多地先是將“救國救亡”、反帝制反封建反殖民統治和統一全中國擺在急切的要務位置上罷了。

    新中國建立后,無論鞏固政權、確立國家的國際地位,還是若干個五年計劃下的社會主義建設、反資防修的繼續革命與階級斗爭、乃至某種意義上變軌以進的改革開放,說到底,都是著眼于首先保證我們這個悠久的文明體國家能夠存在下去和向前發展,都是一種未言復興的行在復興路上。

    進入新時代,我們更是以黨和國家的長期奮斗目標,將中華復興這一全民族百年意愿第一次在最高層面給予了明確。這,肯定是整個國家和全民族集體進入自覺復興歷史階段的一個里程碑。她為這新一輪在統一國家條件下所進行的革命、改革、建設、發展事業,清晰明確地找到和高瞻遠矚地導入了再度實現偉大復興的一條正途,甚至由于這一提升與宣誓的原因,從今往后的新時代,已經可以肯定說,不僅必將不斷喚醒我們整個民族及社會的主體自覺,直接傳承與對接中華大道文明,甚至還會在貫通古今、融合東西的基礎上令中華歷次偉大復興的輝煌成就,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和廣度。

    這,絕不是一種自大自負與自吹自擂;這,是我們理性分析后得出的一個總體判斷。

    理由如下:首先,從主觀自覺的角度看,最高層與整個國家社會,如此高度自覺、且統一達成了民族復興的共識,這即便在秦漢、隋唐兩次最成功的大復興之際,都未曾有過。

    其次,從客觀條件上看,這一次的大復興相較于前兩次,除了自身長達千年受壓抑、不斷孕育著的文明復興強大內動力以外,第一次出現了被另一種貌似比自身還強大、甚至還主導著全世界的異質文明逼迫和侵入的狀況;這也就意味著此番中華復興,將一定不會僅僅限于中國自身的范圍之內、而是必將與整個世界的格局之變緊密地糾纏一起?;蛘哒f,這一次的中華復興對我們自身來講,最終必將是要引領和主導世界的;而對世界來講,也必將是改變東西方數百年之既有路徑和歷史格局的。

    再次,進入大復興周期之前和之際,跌得越慘、起點越低、問題越是錯綜復雜、難度越是深廣,反而會令新一輪的大復興來的更澎湃更壯闊、更全面、更徹底、更曲折復雜歷時持久、更取得迭創新高的輝煌成就和無與倫比的歷史地位?;镜囊罁牵簩υ绞菑碗s多元越能做出大統合成就來的大合文明而言,今后要將馬列主義、紅色文化、西方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資源與中華之道等至少“五大洪流”融匯歸統,其任務從未有過地艱巨,其道路也必將從未有過地漫長,其時長與成就也肯定會是從未有過地超越中外古今。

    這樣一種大級別的、真正站立在全球舞臺上的、必將改變與重構人類世界的中華復興,單靠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肯定遠遠不夠,必有一日需要突破國家民族思維的局限,走向胸懷天下全球世界和為了全人類文明的存續發展著想。用較為通俗的話語來表達就是,我們必須讓自己走向、并引領全人類轉向一種對當今世界來講新的文明升級之道、一種對中華自身來講乃接續昔日文明大道的復興之路。到了這一步,從“民族復興”升華為“文明復興”、以“文明升級”話語替代“大國崛起”話語,便是我們不能不去做一件事了。這種對己而言的“文明復興”與對世界貢獻的“文明升級”,本身不就是一種“文明引領”時代擔當行為嗎?

    最后,必須提醒大家需要特別的注意一個事實:我國遭遇西方列強的沖擊與入侵,總體而言是一百年來才有的事;而我們自身這個“中華文明共同體國家”出現大周期的衰落與偏離文明大道的時間,顯然要早很多、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千年前的唐亡以后。最簡單的誰為因、誰是果,這個大的關系絕不能顛倒。不能說我們是為了對付抗擊西方才高舉起文明復興的大旗來,或是為了引領世界而求諸于自己的文明大道------尤其在我們已經基本擺脫了“救國救亡”那個特殊時代背景的情況下?;貧w文明、文明引領,更多與更根本地,本就是我們自身的長久內生需要。戰略、策略終究是術與用,回歸本性、升華文明才是大道與正道。

    當我們明確無誤地認定了這樣一個事實之后,是不是便應更多地將注意力和研究思考的方向,放在查找自己發展之路走到何時開始出現大問題和這些問題令我們多大程度上偏離了原有的大道上?如果能夠這樣看問題與進行思考,那么,關于中國為何會由盛轉衰、以及該如何復興的根本答案,便必然需要到兩個千年以上的“長時段”歷史比較研究中去尋找。這兩個千年以上的“長時段”,一個,成就了我們自打成為文明體國家后最為光彩耀世之主盛文明的周秦漢隋唐;另一個,則是一步步頹廢走衰的宋元明清。只有比較,方可知興衰,并找到、看準今后的復興之道。

    可惜呀可惜,整個學界和社會,寧可為一朝一代、一國一君、甚至后宮嬪妃的起居穿戴和雞鳴狗盜者的種種劣跡,花上數年、數十年的時日去搞研究;卻極少有人或有系統性的立項,能為我們這個文明大國的興衰明道理。

    今以此論,但愿能啟發更多人醒悟與自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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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大道不明,故滿目溝壑。獨立尋道者,高遠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黨員。14年學海泛舟,19載軍旅生涯,選擇自主擇業后經過商,辦過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發掘與闡釋《中華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識為滿足,欲見八方共明共循終成大道。作詩云:中華從來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構見天日,萬眾齊聚奔如潮!愿與真正為中華文明、人類未來新文明而思考奮斗的思想者們,齊心協力,共圖大業。本人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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